符號學筆記
The Orgins of Semiotics
The emergence of semiotics as the study of signs(符號), signification(指示會意) and signifying systems(指示會意系統), must be seen within the broader context of the language-haunted nature of contemporary thought. ...(略)... 從Wittgenstein,Cassirer,Heidegger,Levi-Strauss,Merleau-Ponty到Derrida,無非是對語言在人類生活及思想所具之關鍵樞紐角色的共同關注。Semiotics and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
希臘pre-Socratic時代的哲學家已將觸角延伸至所謂符號的動機(motivation),亦即探討文字和冠上該文字的物體之間的關係,究竟是與生俱有?或只是後天的約定俗成?Herclitus主張,名字和符號及其所命名的物體間,有著隨緣式的「自然」組合;按照現代說法,即字和物間的組合是「motivated」。Democritus則認為名字和文字完全是約定俗成的,以現代俗語來說,即可謂「arbitraty」。古希臘時期同時引燃寫實主義為何的辯論戰場,這一仗影響深遠,間接關係到長期以來符號學者對representation之本質的研究探討。
The founders of semiotics
Saussure對符號學(semiology)的古典定義:
因此,我們可以設想有一門研究社會生活中符號生命的科學;它將構成社會心理學的一部份,因而也是普通心理學的一部份;我們管它叫符號學(Sémiologie,來自希臘語séméion「符號」)。它將告訴我們符號是由什麼構成的,受什麼規律支配。因為這門科學還不存在,我們說不出它將會是什麼樣子,但是它有存在的權利,它的地位是預先確定了的。──《普通語言學教程》:24(商務印書館,北京,2009,高名凱譯)
Peirce對電影符號學的實質貢獻良多,其一他將符號定義為「something which stands to somebody for something in some respects or capacity」。...(略)... 符號衍義行為(semiosis,古添洪譯)的過程,或者說意義的製造,對Peirce來說,包括三元一組的三個實體:符號(the sign)、符號的對象(object)和符號的居中調停符號(interpretant,古添洪譯)。對象(object)是符號的代表者,居中調停符號是由符號和對象間的關係所產生的「心理作用」(mental effect)。
Iconic signs、indexical signs和symbolic signs間並非互相排斥。拿英語這一語言來說,雖約定俗成佔絕大多數,但擬聲字如「buzz」和「hiss」則表現iconic sign面向,藉由實際聲音和音素聲音間的相似性,喚起實際聲音猶在耳邊。
在《普通語言學教程》中,Saussure並不認為語言是讓我們抓握到真實的純粹附屬物,而是構成真實的要素。...(略)... 若把索氏學說放在整個西方思想的大架構來看,Saussure學派的語言學隱約道出西方思想的普遍轉變,從十九世紀對時間的、歷史的關注,明顯的例子是Hegal的歷史辯證論、馬克思的辯證唯物主義和達爾文「物種的進化論」,到當代對空間的、系統的和結構的關注。
雖然歷時研究有其一定重要性,卻沒有辦法幫我們從語言的本質為一功能性系統解脫開來,Saussure將這種情況比喻成下西洋棋,棋子連續的移動,可比喻成演化中語言的歷時狀態,重要的是這盤棋已走了某一特定臨界點,而不是追溯未達臨界點前的所有棋步。
Saussure這一西洋棋比喻,遭到Fredric Jameson的攻訐、解構。在其針對Russian Formalism寫就的The Prison-house of Language一書裡,Jameson指出把語言類比成下棋的不當,因為就語言來說,所變的正是規則;在下棋當中,規則一成不變,變的只是棋子的位置。...(略)... 從任何一個角度來說,Prague School和巴赫汀學圈的適時介入,可當作是有意縫合由Saussure揭露的共時和歷時間的裂縫。
我們能知覺到的符號面向即能指(signifier),由能指所喚起的抽象心靈再現即所指(signified);兩者之間的關係即指示會意(signification)。
《電影符號學的新語彙》:27-40(遠流,台北,1997,張梨美譯)
Iconic signs、indexical signs和symbolic signs間並非互相排斥。拿英語這一語言來說,雖約定俗成佔絕大多數,但擬聲字如「buzz」和「hiss」則表現iconic sign面向,藉由實際聲音和音素聲音間的相似性,喚起實際聲音猶在耳邊。
在《普通語言學教程》中,Saussure並不認為語言是讓我們抓握到真實的純粹附屬物,而是構成真實的要素。...(略)... 若把索氏學說放在整個西方思想的大架構來看,Saussure學派的語言學隱約道出西方思想的普遍轉變,從十九世紀對時間的、歷史的關注,明顯的例子是Hegal的歷史辯證論、馬克思的辯證唯物主義和達爾文「物種的進化論」,到當代對空間的、系統的和結構的關注。
雖然歷時研究有其一定重要性,卻沒有辦法幫我們從語言的本質為一功能性系統解脫開來,Saussure將這種情況比喻成下西洋棋,棋子連續的移動,可比喻成演化中語言的歷時狀態,重要的是這盤棋已走了某一特定臨界點,而不是追溯未達臨界點前的所有棋步。
Saussure這一西洋棋比喻,遭到Fredric Jameson的攻訐、解構。在其針對Russian Formalism寫就的The Prison-house of Language一書裡,Jameson指出把語言類比成下棋的不當,因為就語言來說,所變的正是規則;在下棋當中,規則一成不變,變的只是棋子的位置。...(略)... 從任何一個角度來說,Prague School和巴赫汀學圈的適時介入,可當作是有意縫合由Saussure揭露的共時和歷時間的裂縫。
我們能知覺到的符號面向即能指(signifier),由能指所喚起的抽象心靈再現即所指(signified);兩者之間的關係即指示會意(signification)。
《電影符號學的新語彙》:27-40(遠流,台北,1997,張梨美譯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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